杨洁勉：当前国际形势发展的周期规律和阶段变化刍议——兼论中美关系的运动轨迹和发展趋势

作者：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研究员

来源： 国际关系研究

图源网络

内容摘要：世界历史与国际环境的演变有其内在规律。近代以来，国际形势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在不同的周期内，冷战思维与和平共处思想不断碰撞，以意识形态划界和务实发展思路并行存在，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政策路径持续展开竞争，从而塑造了不同的安全理念、发展理念与外交政策。同时，周期性规律也是分析中美关系的基本规律，1949年以后的中美关系也以大约30年为一个时段呈现周期性变化。当前中美关系已经进入第三个周期，后者的时间约为2009-2038年。在该周期内，中美将围绕着绝对安全还是综合安全、经济霸权还是共同发展、科技脱钩还是科技合作等关键主题展开复杂竞合。中国拥有有利的时势但仍需继续谦虚谨慎和避免颠覆性错误，在正确处理与美国及其他主要力量关系的同时，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词：国际形势  周期规律  阶段性变化  中美关系

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时期，全球乱象丛生、迷思泛滥，国际社会又一次站在关键的十字路口。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不仅需要应对时下层出不穷的挑战和困难，而且更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努力探究其根本原因和发展趋势，从而在发现规律和运用规律的基础上争取历史的主动。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大国，中国代表世界的进步力量，勇立时代潮流的前沿，正在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进行艰苦但又光荣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

01

近现代以来国际形势发展的周期规律

在人类发展进程中，无数先贤与志士们不断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但直到马克思提出唯物史观后，人类长期对历史发展的探索之路才被真正照亮。“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让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1]从而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回顾历史，人类在主要以采集狩猎和农耕游牧为主的早期文明时期，社会和国家的形态变化缓慢，相互之间往来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极大，即使是处于鼎盛时期的波斯帝国、汉唐王朝、罗马帝国等也最多算是实现了洲际联系的拓展，而没有使世界真正连成一片。但从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起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人类历史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进入了近代时期，隔绝世界各国的地理与政治壁垒在经济发展和兵燹战争之中逐步消退。在此期间，英、法、德等国彼此争霸，欧洲居于世界的“中心”，是当时国际形势的主导者。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的俄国10月革命成为世界现代史开启的标志，两次世界大战不仅使美国得以胜出并成为世界霸权国家，也使苏联抓住机遇扩大影响并最终成为世界的“两极”之一。

二战结束的1945年被认为是当代史的元年，美苏主导的雅尔塔体系左右着国际形势。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中国和第三世界开始动摇两极世界的根基。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也于2002年伊拉克战争后失去了单超独霸的地位，新兴市场国家的迅速发展加快了世界多极化的进程，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则标志着中国开始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国际形势的参与者和主导者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1949年后的中美关系蕴含了当代国际形势发展的周期规律。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强的西方大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执牛耳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在波澜起伏中贯穿着斗争与合作，大致30年左右出现一次大的变化周期。从1949到1979年的第一个周期的主要特征是两国之间关系的持续调整。中美两国从冷战对抗和热战对阵到破冰接触和实现建交。从1980到2008年的第二个周期的主要特征是两国互动从地区走向全球，即从合作应对苏联扩张主义到共同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和全球金融危机。预计从2009年到2038年前后将是中美关系的第三个周期，该周期的主要特征是两个世界最大强国进行关乎人类命运祸福的互动和磨合。

02

当前政治思想领域的变化和任务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日起，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和作用就在不断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和迎来独立的新民族国家成批涌现，使得国际政治出现了非西方力量的崛起。冷战结束后，美西方因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而认为“历史终结”，[2]但此种论断受到中国综合国力成倍增长的影响而难以一统天下。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为“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3]

（一）冷战思维与和平共处

受权力政治文化的影响，美国战略界及决策层习惯于以“你赢我输、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视角看待国际事务，而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便是这一政治文化的直接产物。为谋求单极格局及秩序，美国往往以简单的对抗性逻辑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每当国际格局出现变化时，总是对其自行塑造的对手进行遏制和打压。纵观1949年后中美关系，冷战思维无处不在，但其对华政策因自身所处环境的变化而在不同阶段呈现出周期性的变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政府内部便认为中国将为“共产主义”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扩张提供便利，[4]杜鲁门总统则更是将中国视为对印度支那、马来西亚等地造成威胁的“苏俄的卫星国”。[5]在两极争霸的背景下，美国对华采取敌视态度和政策，并试图通过在周边地区构筑同盟体系的方式孤立、包围、封锁中国。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出现苏攻美守的态势转换和世界力量的多极化趋势，美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接近并与中国开展合作来抗衡苏联的扩张势头。冷战结束后，美国挟胜利余威试图将中国纳入美国设置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去，历届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的总体基调是通过接触政策实现这一目标。然而，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令美国产生了严重的战略焦虑，奥巴马执政后期美国对华政策便开始向“竞争”倾斜。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更是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大国竞争是当前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6]并将中国视为唯一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和能力的竞争对手。[7]在这一指导思想下，美国大力推行所谓“全政府”和“综合威慑”的对华战略，试图通过遏制中国维系霸权地位并延缓自身衰落。

与之相反，中国一向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新中国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在追求和平时同样强调通过战争保卫和平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8] 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明确作出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战略判断，并主张以发展促进和平。他认为：“但是（现在）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9] 习近平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便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10]由此可见，当前阶段中美博弈的重点之一是到底以竞争对抗片面定义中美关系，将世界推向分裂动荡的“新冷战”，还是构建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当然，中国主张的和平共处等原则不可能一帆风顺，是需要经过长期和艰苦的斗争才能实现的。第一，要坚决有效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在面对事关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祖国统一以及政治制度等核心利益挑战时，必须坚持原则立场和进行坚决斗争，打破个别国家妄图逼迫中国妥协的幻想。第二，营造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世界的和平稳定离不开亚太地区良好的安全形势。中国需要与周边国家维护好、发展好良好的双边关系，夯实巩固既有的小多边机制，加强地区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机制建设。第三，保持战略定力。在国际形势深刻变化且世界和平面临严峻挑战的背景下，发挥我国政治体制优势，在乱局中保持战略定力，提高识变、应变、求变能力，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坚定力量。

（二）意识形态与务实发展

美国自建国以来，便对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有着超乎寻常的优越感，二战后的历届政府均热衷于向外推广“民主”“人权”“自由”等所谓的普世价值。在这一理念的驱动下，美国将与其政治社会制度和文化截然不同的中国划为“异质国家”，并试图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华进行攻击、输出和破坏。美国操弄意识形态议题的出发点是最大化自身利益。当战略需求发生变化时，美国政府对华“价值观外交”的偏好和选择也呈现出钟摆式的反复。总体来说，当中美接触与合作的受益大于矛盾时，美国倾向承认中国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意识形态问题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淡出中美关系的主要议程。但当中美利益矛盾和冲突较大时，意识形态问题往往成为美国对华遏制的主要抓手之一。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出现合作性转向，美国对华政策的意识形态因素退位于现实利益。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认为美国应根据行动，而非意识形态作为辨认威胁的首要准则，并且需要容忍互相难以相容的国内政治制度。[11] 在这一取向下，意识形态问题在中美关系中逐渐减少。尽管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意识形态问题曾短暂干扰中美关系，但基于引导中国演变为美国主导秩序下“负责任一员”的思路，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对华接触的基本政策，而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但是，随着美国挑起战略竞争，其对华政策重拾“意识形态”对抗的老路。2019年，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部主任基伦·斯纳金公开声称，美国正以“文明冲突”视角审视中美关系，以应对与中国的“文明较量”。[12]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明确将中国视为价值观层面的挑战，[13]拜登政府则屡次以渲染“民主”“专制”竞争的二元对立叙事框架，在意识形态方面打造“反华统一战线”。拜登更是在演讲中吹嘘美国成功领导盟友应对“中国对世界秩序的系统性威胁”。[14]美国战略界则同样在中美意识形态冲突中推波助澜，着力污名化中国政治制度，并主张运用意识形态作为纽带巩固遏华盟伴体系。[15]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领导集体认为世界大战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16]但务实发展仍然被置于国家战略的重要位置。毛泽东指出中国面临的任务便是“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为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17]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的进程之后，中国便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前世界的两大主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18]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时同样强调：“我们将继续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继续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19]此后，习近平更是提出了“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的论断。[20] 由此可见，务实发展在中国的中心地位从未改变，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始终如一。当前，全球发展赤字有增无减，世界人民更加迫切需要和平稳定而非被意识形态冲突所主导的国际环境。在当前阶段，中国应努力将务实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一方面，中国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为世界发展提供信心、活力和机遇。另一方面，中国还要推动“一带一路”合作走深走实，实现各国经济文化的高质量融合发展。同时，通过全球发展倡议团结各国人民，加强多边经济合作，用实际行动带领国际社会与美国挑动意识形态对抗的企图进行不懈斗争。

（三）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

为满足自身霸权执念和狭隘利益，美国在“例外论”的支持下习惯于奉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一方面将国内法作为所谓“国际规则”强加于人，实施单边手段霸凌他国，另一方面无视多边机制和多边规则，时常合则用不合则弃。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支持多边主义，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人类进步。冷战期间，中国支持广大亚非拉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带领发展中国家群体冲击两极格局，引领政治多极化趋势。冷战结束后，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21]党的十七大报告则指出：“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22] 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中国在国际政治中更加积极提倡和平共处、公平合理、尊重国际法的多边主义原则。习近平在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时强调：“我们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23] 因此，“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24]在美国等个别国家肆意推行单边主义政策，全球治理日益失衡的背景下，中国顺应历史潮流，坚决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已成为维护多边主义与促进国际合作的中流砥柱。当前阶段，中国应主动作为，同世界主要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共同参与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改革和新兴领域治理规则的制定，推动金砖合作机制持续扩容，使其成为扩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的代表性平台，从而循序渐进地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同时，中国还需在地区性多边机制上推陈出新，优化完善上合组织、亚信会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在内的各类地区性和跨地区行合作机制。

03

当前安全军事领域的变化和任务

安全与军事历来是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仅就第一次世界大战百余年来的历史发展而言，传统的大规模战争发生了两次（即一战和二战），而后是全球冷战背景下的局部热战（如朝鲜战争和越南/印度支那战争、历次中东战争、南部非洲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战争等），还有冷战结束后开始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交织的战争和冲突等。当前，世界已经进入新的动荡和变革时期，厘清军事安全领域长周期的变化规律与当前阶段出现的机遇与挑战，有助于正确研判世界和平与战争、安全与动荡变化的规律以及阶段性任务。

（一）绝对安全与综合安全

放眼全球和纵观历史，每当特定国家或国家集团一味谋求实力的绝对优势和行动的绝对自由，甚至牺牲他国的安全换取自己的绝对安全之时，国际社会往往会陷入周期性的动荡和混乱，乃至分裂和对立。冷战以来，北约为追求绝对安全，持续推进五轮东扩，给欧洲安全埋下了严重隐患，造成了集体不安全状态，并且成为乌克兰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美国惯以绝对的军事实力应对安全威胁，消除一切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因素，实现绝对安全。正如布热津斯基所称：“要维护美国无可匹敌的综合军事能力和增强国内的生存能力”，美国“有理由为自己寻求比其他国家实际得到更多的安全”。[25]

然而，时代发展到今天，试图用冷战思维来构建世界和地区安全框架纯属过时、乃至反动。安全应该是普遍的，安全应该是平等的，安全应该是包容的。各国都应该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以遵循国际形势的发展规律，并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正确应对挑战、把握机遇。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强调的：“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邻居出了问题，不能光想着扎好自家篱笆，而应该去帮一把。单则易折，众则难摧。”[26]有鉴于此，中国近年来先后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全球安全倡议”，强调推进各领域安全，倡导总体安全和共同安全，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观，从负责任的大国角度进一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为人类如何在变局中抓住阶段性机遇指明了道路。

（二）寻敌同盟与伙伴关系

国家间的结盟古已有之，而且主要是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查尔斯·马歇尔将同盟定义为盟友之间为了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而达成的政治安排。[27]乔治·利斯卡认为：“联盟只不过是建立在利益或胁迫基础上的正式联合。”[28]格伦·斯奈德所说：“联盟是国家间关于使用或不使用军事力量而形成的正式联合，在具体情况下，这种联合通常是为了反对成员之外的某个或某些国家。”[29]

有别于上述以“寻敌”为目标的同盟关系，中国将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和新中国外交实践有机融合，在以平等为前提、开放为条件、合作为路径的基础上，提出并完善了“伙伴关系”概念。[30]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到：“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31]在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182个国家中，双边关系定位中带有“伙伴”称谓的国家近100个，遍布全球五大洲。此外，中国还同欧盟、非盟、东盟、阿盟等10多个地区和区域性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32]

中国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伙伴关系网络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不断完善新型安全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33]面对全球秩序失衡、全球治理失度、区域组织乏力、多边主义停滞等阶段性挑战，中国倡导的伙伴关系正为推动世界秩序和平变革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军事优先与危机管控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岁月里，掠夺人口、土地和资源的战争屡见不鲜。古代帝国如古埃及、巴比伦、波斯、罗马等都以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为主要目标。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工业革命的推进为国家提供了大规模生产军事装备和组织军队的能力，军事优先的现象更加突出。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列强通过扩张殖民地和军事征服来争夺地缘政治的利益，这一时期的军备竞赛和军事优先政策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伤亡。

当下，以军事手段优先解决国家间与国家集团间矛盾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国家在军事方面的投入和发展仍然是确保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认识到，在国际格局的过渡时期，上升和衰退的力量同时存在，而和平共处与合作共赢则是最好的选择。[34]不言而喻，国际社会不仅需要认识世界动荡的原因，还要积极地去探索如何进行有效的危机管控，探索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道路。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一以贯之地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恪守国际法原则，呼吁抛却传统军事优先的暴力手段，为问题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在双边方面，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认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共同努力的方向……（双方要）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负责任地管控双边关系中的竞争因素。”[35]在多边方面，中国在2023年2月发布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重申了包括“尊重各国主权”“摒弃冷战思维”“解决人道危机”等在内的十二条态度，受到世界范围内的热烈反响。[36]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中国同有关各方密切沟通，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停火止战，积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履行责任、发挥作用、凝聚共识、管控危机，切实履行了负责任大国的义务。

04

当前经济科技领域的变化和任务

世界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快速发展，但也面临经济霸权还是共同发展、经济断链还是经济合作、科技脱钩还是科技合作等阶段性挑战。

（一）经济霸权与共同发展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主导建立了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组成的布雷顿森林经济体系，凭借其独步全球的经济实力和市场地位以及盟友的支持，逐渐形成了国际经济领域的制度性霸权，对国际经济规则和资源分配产生了深远影响。部分发达国家由于历史、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而受益于美国的经济霸权，因此竭力维护所谓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经济秩序。比如日本就认为其在美国主导下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中实现了和平与繁荣，维持这一秩序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37]客观而言，冷战后全球化的大发展与美国推动自由贸易体系具有密切关联。因此，经济霸权并不缺乏拥趸，其理论化身即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等论断。

然而，伴随世界经济格局不断演化发展，经济霸权的不可持续性愈发凸显。当前，经济发展、金融创新、新兴技术、新冠疫情等全球性议题要求更广泛的经济治理参与，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和规则话语权弱势地位等世界经济体系边缘的结构性问题未得到改变。

在此背景下，共同发展理念孕育而生。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共同发展强调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各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共同发展理念下，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将成为全球化的新动力，传统经济大国则应当在国际事务中展现更多的责任感，共同实现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全球经济新格局。

（二）经济断链与经济合作

近年来，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和“安全威胁”，在经贸和科技等领域推动对华经济断链。从肆意加征对华进口关税，到推动所谓“友岸外包”“近岸外包”，到出台《通胀削减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等排他性歧视性产业政策，再到发布对外投资审查行政令，美国的行为严重背离了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严重破坏了经济全球化的正常运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析报告，当中美之间发生极端的地缘经济分裂，那么或将导致全球GDP损失2.3%，特别是低收入国家将面临巨大压力，GDP损失或超过4%，从而加剧债务危机、社会不稳定和粮食不安全等风险。[38]

面对显而易见的经济代价，美国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仍得到了盟友、伙伴的呼应。在理念层面，日本、加拿大、欧盟等国纷纷强调所谓“与共享价值观的伙伴进行经济合作”，而与中国等“不共享价值观”的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则被视为存在风险。在实践层面，无论是宣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高质量基础设施支持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倡议、“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还是构建所谓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印太经济框架”，其将中国挤出以美国为中心的供应链体系的意图昭然若揭。

尽管如此，但世界各国在经济霸权推动断链政策之际仍致力于经济合作，寻求共同发展。2023年8月，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实现成员扩容，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这是南方国家历史上第一次可以发挥自己的力量，拥有了与G7等发达国家集团平等对话的机会。”[39] 同年11月，中国成功召开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来自14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论坛期间，各方共形成了458项成果，提出《深化互联互通合作北京倡议》《“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北京倡议》等重要合作倡议和制度性安排。即使是在美西方国家内部，我们同样可以观察到反对断链的声音。2023年3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发表讲话时指出：“与中国脱钩既不可行，也不符合欧洲利益。”[40]迫于形势，经济霸权同样在作出调整，如以“去风险”替代“脱钩”“断链”的表述，但这究竟是幡然悔悟还是新瓶装旧酒，仍有待观察和研判。

（三）科技脱钩与科技合作

伴随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与革新，科技已成为深刻影响全球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主要变量。一方面，科技进步可以加强全球化进程，促进国际合作和交流，助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但另一方面，随着新技术不断涌现，大国间的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由此出现了科技脱钩的风险。

当前，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坚持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借口，对中国的科技产业采取“小院高墙”政策，限制中国企业的科技获取和市场准入，将国家之间的科技交流合作意识形态化和阵营化，炮制出所谓“技术民主国家”和“技术专制国家”的分野。这实质上是在以科技脱钩来维持其在产业链、价值链的优势地位，并最终实现稳固霸权的目的。对此，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发布报告认为，只要将对华科技脱钩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就可以在维护技术交流网络的同时，确保美国对华竞争优势。[41]

显然，基于维护霸权逻辑的“科技脱钩”无视对全球发展更为深远的负面影响。针对美西方国家推动的科技脱钩，中国政府始终强调科技脱钩不是一个可持续的选择，而是对全球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阻碍。科技问题的政治化、武器化、意识形态化、小团体化，最终损害的是整个世界的利益。对此，中国提出了以坚持崇尚科学、坚持创新发展、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平等包容、坚持团结协作、坚持普惠共赢为原则的“国际科技合作倡议”，[42]为人类社会通过科技创新合作探索解决全球性问题、共同应对时代挑战、共同促进和平发展指明了新的理念。根据第三届“一带一路”峰会公布的科技创新合作成果显示，中国已与80多个共建国家签署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共建50多家“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在共建国家建成20多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和70多个海外产业园，建设了9个跨国技术转移中心，累计举办技术交流对接活动300余场，促进千余项合作项目落地。[43]

05

结语

以上的讨论表明，国际社会在前工业社会需要数以千年计的量变才能实现质变，在工业社会已经缩短为百年计，而在后工业和科技革命社会则以十年计了。例如，世界上第一台现代电子数字计算机于1946年2月14日在美国宣告诞生时，用了18000个电子管，占地170平方米，重达30吨，耗电功率约150千瓦，每秒钟可进行5000次运算。今天，一台性能普通的笔记本电脑大约只有15英寸大小，重量仅为2至5公斤，但却能达到每秒种几十亿次运算。即便如此，国际社会的周期规律和阶段发展还是需要有孕变、渐变、突变、常变的必要过程。换言之，必要过程可以缩短但不能跳跃，甚至在为数不多“跳跃”的特殊情况下，还往往会出现历史性的“补课”。

对于大家关心的中美关系，我们首先要从周期性规律中进行分析。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客观事实也正如此，世界发展周期的规律和中美关系周期的规律都表明了这点。

在研判和应对中美关系时需要将周期规律和阶段任务辩证和动态地予以结合。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峰会上向拜登总统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安全和繁荣。另一种是抱持零和思维，挑动阵营对立，让世界走向动荡和分裂。两种选择代表着两个方向，将决定人类前途和地球未来。”[44]当然，中国所努力的是第一种选择和方向，并为此而进行建设性的努力。

对于中美关系第三个周期而言，第一个阶段（2009—2022）是美国通过“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等对华实施战略围堵和战略进攻，而拜登总统主动邀请习近平主席举行旧金山峰会表明，美国在对华施压屡屡失败后开始进行局部调整。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艰苦磨合的第二个阶段（2024—2032）早期，主要的观察点是2024年和2028年的两次美国大选和中国共产党的两次代表会议等。在第二个阶段1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美两国的战略态势和发展方向将基本定型。在2032年之后的时间里，将是美国顺应还是罔顾历史潮流的最后的机会之窗，前者将使美国在新形势下继续发挥全球强国的作用，而后者则将使美国重复大英帝国的衰败之路。同时，中国也需要继续谦虚谨慎和避免颠覆性错误，正确处理与美国及其他主要力量的关系，同时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中美关系发展的第二周期末和第三周期初的交替过渡时期，止跌企稳和稳中求进应当是这一阶段的中心工作。为此，要做好中美关系的加减乘除。“加法”是中美扩大共同利益和增加共识，中医的培本固元和扶正祛邪蕴含着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对于中美关系的病症是一剂良药。“减法”是共同减少对抗、不搞摩擦、管控风险和防范危机，特别要避免因擦枪走火而引起的大起大落。“乘法”是积极发挥积极因素的乘数效应，诸如中美对话沟通、经济合作、气候变化、民间交往等都能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除法”是与国际社会共享中美关系重返正道的成果，以此公共产品塑造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国际环境。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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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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